一年来，崔成去了中县（催收地）15次。“去中县的次数比回老家的次数还多。”他感慨道。

“一点都不想去，感觉有点自取其辱。”崔成无奈地说，“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个人不会是个傻子吧，怎么还来？”在崔成的印象里，入行的几年中，从没有像今年这么苦闷：屡次奔波没有准信，贷款展期之后再展期，仍然没有着落。

奔走在催收路上的不止崔成。

自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央监管部门对城投的融资持续收紧，融资平台借新还旧的游戏难以滚动，2018年城投开始出现非标融资违约，2019年违约明显增加。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很多违约并没有被“爆”出来。

从宏观上看，城投违约是打破刚兑的必经之路，也是去杠杆的结果。但从微观上看，“崔成们”的奔波构成了城投信仰打破之后的时代注脚。

崔成第一次到中县还是2017年7月。

当时财预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已下发两月。50号文并无新的措施提出，只是对各种违规行为再次做出警示。

该文震慑之下，银行机构收紧了对城投的贷款，融资平台借新还旧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亟需找到新的资金方。

以信托、租赁为代表的非标产品抓住时机，进入这一市场。虽然资金成本在10%以上，但对于偿债压力大的城投而言，能借到钱周转已是不易，哪还顾得了成本。

崔成仍记得当时去尽调时的场景，中县城投可谓“门庭若市”，有三家租赁公司都在尽调。“争着放款。” 崔成调侃称，“那三家租赁公司是金融租赁，放款的金额大，而我们不是金租，还排不上队。”

几天调研下来，崔成大致做出了判断：

2017年8月，崔成所在的租赁公司和中县城投签订了售后回租合同，租赁标的物为管网及附属物。具体交易结构为，中县城投先将管网及附属物卖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1.6亿），中县城投再从租赁公司将管网租回，并支付租金。此外，中县交投为这笔业务担保。

令崔成没有想到的是，向中县城投放款的金融机构不止这三家，且融资主体多元化：中县所有的城投都有租赁融资，甚至中县中医院、中县人民医院也通过租赁的方式融资。

“这些融资都是由中县城投或者其他城投公司使用，医院就是个通道，一般来说谁担保谁使用。”崔成说。

合同显示，租赁期限36个月。按照偿债计划，中县城投 2017年10月支付第一期租金，此后每隔三个月支付租金本息约一千多万。前期中县城投都按时偿付租金，但是2018年底“中县城投已出现了逾期”的小道消息在市场上流传开来。

崔成和他的同事立即赶到中县，中县城投再次“门庭若市”。听到消息赶来的不止有他们，还有2017年放款的三家金租，以及之前并不了解的几家租赁公司、信托公司。“中县城投融资部办公室坐满了人。”

中县城投董事长组织各家金融机构开了个座谈会。相互寒暄后，中县城投董事长说，两年来感谢各家机构对中县及中县城投的支持，中县是省内最具发展前景的县市。但是话锋一转，他说，资管新规和27号文落地后，各方资金都在撤，中县城投流动性暂时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欠款肯定会还。

“光画饼可不行”，崔成追问具体的偿债措施，但是中县城投并没有详细回应，只说肯定会还。“就差对天发誓了。”崔成说。当时，中县城投支付了五期租金，还剩七期待支付，而最新一期到期即为2019年1月。

对于中县相关指标，他已烂熟于心：

此外中县城投未提出任何实质性措施，崔成只得到了中县城投的口头承诺，他对中县偿还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忐忑不安，最终2019年1月的第六期欠款并未收到。

他再度赶赴中县：先去中县城投，董事长说确实没钱、流动性紧张；再去中县交投，交投老总说：我只是担保方，这钱又不是我用的；最后去中县国资委（交投和城投的股东），负责人说：原则上借款主体先解决，不行再和政府协调。

这几乎是他此后每月去催收的固定流程及主要回复，不过这期间中县城投换了三任董事长，使得催收效果变得更加不确定。崔成记得，在中县城投还了第六期租金后，剩余一半的待收租金被迫做了展期，但展期之后又逾期了。

“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崔成自问自答，“一方面是公司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现场情况，看看公司是否存在、是否有其他债权人等外部信息。”

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即便有违约也很少会主动爆出，目前尚没有看到这类案例。对于公开债券，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保兑付，否则对区域融资环境影响太大。

江湖传言：“债券违约天下知，租赁违约无人问”。就偿还顺序而言，公开债券优先，而租赁因为体量小、资金又是自有资金，偿还顺序往往最末。处于中间的是信托、私募基金、期货资管、金交所定融等产品。这些产品因为涉及到大众投资者，地方有支付的压力。

对崔成而言，催收不仅仅要和当地城投、政府“斗智斗勇”，也要和同行“斗智斗勇”——在城投资金有限的情况，如何先于同行拿回债务资金。

崔成只身去到中县的前几次，都未能见到中县分管副市长。但当中县城投债务违约问题被媒体曝光后，中县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各家金融机构拜访，商谈债务的解决问题。

无法见到政府领导的不止崔成。一次催收中，中县城投董事长当着崔成的面对一位同行说：你要再这样做，你们的欠款我就不还了。崔成后来才知道，这位同行在县政府拦下了县长的车，希望得到一个准信。但县长叫来了中县城投董事长处理，最后又把这位同行带回来中县城投。

股东背景也是催收成功的重要因素。崔成了解到，一家租赁公司提前收回了款项，但这家租赁公司背景特殊，实际控制人是该省国资委。“据说该省国资委指导省内金融机构做了一笔非标融资，将这笔租赁置换了出来。”

屡次催收无果后，崔成不断追问“还能有什么办法？”虽然可以提起诉讼，但这是万不得已的举措。谈到将来，崔成说：“还是会继续做政信业务，但也不能单纯靠信仰，需要整体去考虑贷款的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政信业务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地方政府、城投公司而言，一纸承诺融资的时代也渐行渐远——旧的业务逻辑在消逝，新的体系尚未形成。

“现在轻松了很多，血压也正常了，觉也能睡着了。”电话里，程平（化名）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程平原是东部某省A县城投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该县金融办主任。由于政府公职人员不能兼任国企负责人，他今年12月卸任了城投董事长。

去年9月，A县城投董事长被双规后，身为金融办主任的他接任了董事长一职，颇有“救火队长”的意味。而从那时起，A县城投进入偿债高峰期，同时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偿债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违约。

此后一年间，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而他又无法筹集到资金，有的催收甚至通过信访部门、上级转达过来。“压力大、很焦虑。”程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老弟我跟你说，这个位置可能干三月就得抑郁症了。”

“上一任摊子铺太大了，融资太多。”他反复说。这主要发生在2017年5月前。彼时，只要财政出一个承诺函，城投就可以向各类金融机构融资：“项目不愁，资金也不愁，拥有无限开火权。”

2017年5月，财预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印发后，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基建也在压降。相应地，各地城投公司举借的债务进入偿还高峰期——偿债成为这届城投董事长的主要工作。

“以前是干不完的事，融不完的钱，现在是还不完的债。”程平感概称。

从全国来看，A县财政收入和财力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但一些风险偏好较高的机构也愿意以高息借款给A县城投，毕竟处于东部省份。

在金融办任职时，程平对A县城投的高负债略有耳闻，但是到任后查了账本发现，A县的融资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

令他惊讶的是，一些租赁融资还是通过A县中医院进行。程平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笔融资的交易结构：A县中医院将某设备卖给租赁公司（同时，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A县中医院再从租赁公司将设备租回，并支付租金。业内将这一模式称为“售后回租”，A县城投为这笔业务担保。

“虽然是中医院融资，但资金是我们用了。”程平说，“这笔租赁融资造假很严重，按合同看作为标的物的该设备有上百台，但中医院可能十台都没有，所以支持借款的基础信息都是假的。”

他还发现，在2018年1月间前任董事长甚至还向当地居民借入上千万的高利贷。其中，月利率高达1.2%，而期限仅有2个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这笔借款还引入A县另一家城投做担保。

到任后，他指导公司相关部门摸清家底，制作多张表格，其中一张债务明细表，包括债务人、债务余额、到期时间、拟偿还方式等内容，然后列出下月需要偿还的债务规模。另一张表则是城投公司拥有的资产，罗列资产名称（包括现金）及价值。

但是偿债规模总是高于后者，2018年还能通过再融资滚动，但今年实在难以滚下去。对于某些单笔规模较大的债务，程平会建议分管副县长带队到债权人单位协商，请求展期。

“融资太多、期限又短，但公司没有造血能力。” 他说，“今年来城投公司也准备转型增加现金流，尝试搞搞房地产开发业务。”

A县城投的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项目代建。具体而言，A县城投先进行投资建设，然后由政府按照相关协议进行回购。在此过程中，城投形成对政府方的应收账款，政府方的回款情况将决定城投的现金流入。

在融资趋紧的背景下，A县2018年的财政收入相比上年却下降了2亿。这使得A县城投的资金链更趋紧张，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逾期，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今年光还账就需要10多亿，但财政回款不到1亿。”程平说。

一个地方金交所发函称，（投向A县城投的）定融产品投资者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投资者金融意识强、维权意识强。如果不妥善处理，将不利于A县融资及发展。

其中关切，程平自然清楚，他只是照例将发函转呈县委书记、县长批阅。“县领导也批示要做好处理。”程平说。

程平也确实被组织部门约谈，他估摸着可能是部分债权人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到上级部门，使相关领导产生他化债不力的印象。“据说要免掉我。我不胜任，领导可以免掉我，但是免掉我，账也还不起。”程平说。后来，组织部门调查发现，确实也在努力还债，也就作罢。

在今年的到期债务中，最让他头疼的是：

如果将逾期信息计入征信系统，意味着出现了不良，A县城投未来的再融资将会更加困难。而一家机构则表示将会向媒体曝光。由于无法按期支付逾期租金，A县城投租赁违约的消息今年9月被媒体曝光，程平也接到来自媒体的求证电话。

“要是媒体报道能将我免掉倒好了。”程平调侃称，“但公司确实没钱。”曝光后A县城投还是没有偿付租金，这也让租赁公司意识到A县城投确实资金紧张，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一国有企业，欠钱肯定要还。今年还不上，可以今年还一部分，明年再还，甚至后年再还，都没问题。”除了和对方谈展期方案，这是程平向金融机构说得最多的保证词。

虽然一年半的城投任职已经结束，但这期间被追债的经历并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程平也在反思：何以至此？

程平回忆称，2014年政府债务锁定后，A县又成立了一些国企，通过表内外方式融资进行基建。

程平坦言，这其中有部分项目没有认真进行论证。而城投出现债务偿付问题，固然有政策层面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自身没有做好流动性管理，之前投资了很多收益不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收益回款周期长、规模也不大。

其中，非标融资成本高、期限短，偿债高峰期叠加再融资收紧，违约就在所难免。更头疼的是，大规模的基建形成了大量对下游民企的应付工程款——国务院正在督查清欠，马上年关了，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欠。

一年多来，A县基本没上新项目，在建的项目也基本都停了。程平说，隐性债务的偿付已经影响到地方财政的调度，保工资、保运转都很困难，因此上级拨付的项目资金、专项债资金都挪用偿债了，基本建设投资难以保证。

“现在办公经费、出差费用这些开支已经全部停掉。”程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