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李笛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支出都在全面压缩:从项目经费到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出入境费用。压缩的背后，是一些疫情下刚性的支出。他告诉记者，现在是要求少收少支，让企业先活下去。“不然企业倒了，留着政府有什么用？”

一位水务行业的市场人员告诉记者，最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突然涌出来大量的水务类TOT（移交-运营-移交）项目，让他们有点应接不暇。该市场人员判断，这一情况的出现应该和经济下行、地方政府财力紧张有直接关系——以前捂在口袋里的优质项目，舍不得拿出来；现在不得不忍痛割爱，套现用于支出。

来源：经济观察报

原标题：压力叠加的地方财政：优质资产套现自救，少收少支让企业活下去

8月，李笛所在的财政部门与同省的几个地级市开展了调研活动。在调研中他发现，上半年，他所在的地级市财政收入下滑10%这样的降幅，相对于省内其他经济发达的市县来说并不算大，但真实情况却是：“我们是连饭都吃不起了，别人只是少看了一场电影。”

李笛调研发现，减税降费、疫情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叠加下，不同地区的财政收入差距正在加大，特别是用于发展的资金。

这意味着，对于财政状况较差的地区而言，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加剧了地方之间财政的分化。

疫情、减税降费抑或是其他因素对地方财政的影响，究竟孰轻孰重？

8月27日，一位基层财税部门人士给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了当地的收入：上半年，税收收入下滑10%左右。这其中，受疫情影响收入仅为1亿元，占比不到1%，但其他政策性因素影响很大。“税收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减税降费，降了几个亿。因为减税降费，2019年税收整体下降了10多亿。去年基数变少，今年1-6月又下降了几亿元。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政策因素，减少近10亿元左右。”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2个月实现正增长，7月份增幅比6月份提高，好于预期。但也有收入下滑比例较大的地区。经济观察报获得的一份东部某县级市财政部门上半年收支分析报告就提到，上半年收入与支出同步下降，同为20%左右；另外，税收下降接近30%。

上述东部县级市财政部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当地财政部门组织收入已经高于税务部门组织收入近两成。

“这意味着当地的收入质量不高——税收收入占比越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质量越高。我们本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八成为税收，开发区的税收占比更高，近九成。若是财政部门组织收入超过税收收入，意味着有财政空转的可能，比如利用当地国企空转。”上述地方财税局长告诉记者，地方财政组织非税收入空转的一个表现就是收入数字高，但可用财力低。

上述基层县区财税部门人士解释，地方财政部门组织的收入主要是非税收入以及杂费——包括罚没收入、国企利润等；税务部门组织的收入则主要是税和几个附加费，还有残疾人保障基金等。

“现在税收管理越来越严格，空转的机会越来越少，特别是一些大的税种，中央与地方还要分成，所以有些地方会虚增国企利润上缴。这也就意味着，不少地方财政部门组织的收入都是不可用财力，就是一个数字，左手倒腾右手，比如有5个亿，通过各种途径给国企，国企再当作利润上缴。”

少收少支，让企业先活下去

从各地公布的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来看，上半年财政收入整体下滑，但是第二季度开始，降幅已经收窄。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并不多，其主要收入是税收、非税、政府性基金。其中，非税收入比较杂，如行政事业性收费、资产处置、平台融资等，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卖地收入。

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来看，1-6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176亿元，同比下降10.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347亿元，同比下降1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1829亿元，同比下降7.9%；全国税收收入81990亿元，同比下降11.3%；非税收入14186亿元，同比下降8%。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在7月17日召开的2020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看，受多重因素影响，全国财政收入下降较多。一是疫情冲击导致税基减少，以及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采取减免税、缓税等措施，拉低收入增幅10个百分点。二是巩固减税降费成效，前几个月增值税翘尾减收拉低收入增幅4个百分点。三是上年末延至今年初缴纳入库的税收同比减少，以及去年同期中央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使得收入基数较高，相应拉低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六保六稳”的执行都落在基层地方政府，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感受到财力的紧张。

李笛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支出都在全面压缩:从项目经费到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出入境费用。压缩的背后，是一些疫情下刚性的支出。他告诉记者，现在是要求少收少支，让企业先活下去。“不然企业倒了，留着政府有什么用？”

他举例说，现在只要是企业租政府的房子，这半年租金不收；租融资平台的，减免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还有一些机关事业单位欠了企业资金的，一定归还，不能拖欠了。

政策性因素对于地方财政的影响趋大。上述东部县级市的财政报告显示，该县的百余户重点税源税收下降10%以上。但为了促进发展，还是要筹集各类资金成立发展基金、为企业发展争取上级资金，为当地企业担保成立担保公司，为小微企业发展成立基金等。还有政策性减税降费，减免社保、医保、财政贴息等，各项支出达到数亿元。

忍痛割爱优质资产，套现用于支出

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开始自救。

8月27日，一位水务行业的市场人员告诉记者，最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突然涌出来大量的水务类TOT（移交-运营-移交）项目，让他们有点应接不暇。

该市场人员判断，这一情况的出现应该和经济下行、地方政府财力紧张有直接关系——以前捂在口袋里的优质项目，舍不得拿出来；现在不得不忍痛割爱，套现用于支出。

他负责对接的西部某县的一个水务一体化存量项目，政府要求在和公用事业局签署框架协议后，先按照评估价的50%给政府打一笔钱。“这对于公司决策和操作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后来还是有其他同行吃下了这块蛋糕。”

上述市场人员在另外一个地方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该地政府安排，要想办法找现金流、找钱，过难关。因为当地的工资基本上2-3个月发一次，此外还要应付各项扶贫检查，怕在其他工作上被扣了帽子。后来，就有咨询机构上门给当地政府推荐搞TOT项目，他们有成熟的案例，这样可以在6-8个月内拿到一大笔资金，年关能好过一点。

当地政府被说动了，安排财政局尽快论证可行性，要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梳理当地可以做存量的资产。

存量资产转让和PPP，仅仅是财政自救的手段之一。东部一位地方财政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组织收入，先是清理了各个机关几亿元的沉淀资金，之后是便是从各方面筹集收入。比如，推进建筑房地产业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税收控管，开展与地方收入相关税种的清理工作，将非税征管作为增加财力的重要途径，确保应收尽收。

对于地方财政而言，能够争取到的资金，不仅仅是这些。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压力，中央提高赤字率，大幅扩大专项债，发行特别国债。其中，新增两个一万亿元更是全部给了地方政府。

一位县级市的财政人员告诉记者，上半年争取到数十亿元的上级转移支付外加专项债券等，极大地缓解了支出压力。

8月26日，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国务院例行政策吹风会上表示，截至8月中旬,扣除用于支持减税降费的3000亿元以外,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中,中央财政已经下达了1.674万亿元。3000亿用于支持新增减税降费的,由税务部门精准落实,通过财政减收来体现；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通过财政支出体现。

从收入情况来看，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达4.3%，比6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实现正增长。但对于地方财政来说，未来的压力依然很大。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告诉记者，下半年财政政策还是与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防控各项制度的运行状况高度相关，“多种复杂因素叠加，预计下半年的财政还会呈现紧平衡趋势”。

李笛认为，财政收支的压力还会持续加大，但令他更担心的是财政分化后的经济状况的分化。“去了四五个地级市调研，某些行业原来以为会受疫情影响很大，结果不仅没有萎缩，行业反而集中了。经济好财政好的地方，可以花钱花时间去培育市场主体，比如发达的可以培育100家，损失80家，成功20家；但欠发达的地方的财政资金每年只能忙于‘六保六稳’。”

（应受访者要求，李笛为化名）

财政压力到底有多大？

作者：罗志恒 来源：持志以恒

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哭爹喊娘甚至发不出公务员和教师工资已不稀奇，“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再度成为重要内容。

财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有财政危机，社会危机亦不远。改革、发展、稳定均离不开财政，甚至财政行为就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第一，改革要付出艰难代价，调整体制机制、和平安置触动的利益群体，需要财政赎买。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利益分配和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第二，中国仍处发展中阶段，城镇化的进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在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稳定的国际国内大局亦需要强大的国防、外交和公安队伍，同样需要财政。

收入持续下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的作用不明显，民生社会福利、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等刚性支出易上难下。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如人口红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宏观杠杆率高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等导致经济增速必然下行，难以对冲矛盾。疫情当前，经济活动在正常春节假期后近乎停摆1个月，财政必然减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却急剧增加，截至2020年4月19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疫情防控资金1452亿元。

在疫情之下，原本就财力紧张的地方财政承受的压力更大。增值税占比接近半壁江山，没有经营行为，就没有增值税，地方财政在原来就紧张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工资、运转、民生支出都会紧张，更重要的是下面的几个月，若是纳税人再不复工，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只会更困难。

在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背景下，中央暂“借”给了地方1100亿元，尽管年底依然要“偿还”。3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会议确定，一是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留用比例。3月1日至6月底，在已核定的各省份当年留用比例基础上统一提高5个百分点，新增留用约1100亿元资金，全部留给县级使用。二是加快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指导各地优先用于疫情防控和“三保”支出按时足额支付。有缺口的地区一律要调减其他项目支出。三是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除疫情防控需要外，严控新的增支政策。

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的表态从“加力提效”改为“提质增效”，去掉了“加力”，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更加侧重分好蛋糕；2019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通篇透出“过紧日子”“以收定支”“勤俭节约办事业”的思想；财长刘昆在《求是》的文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提出了“财政政策新内涵”，核心仍是如何过紧日子，并提出“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前所未有”和“极不寻常”的冲击，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417政治局会议提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

本文包括四部分：

一、当前的财政形势严峻到何种程度？

二、2020年财政形势如何？一季度财政的特点？

三、中央对当前财政形势的态度如何？

四、如何解决财政困境、避免财政危机？

五是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降幅小于一般公共预算，3月同比转正。1-2月土地出让收入同比-16.4%，3月为9.5%，1-3月累计为-7.9%。土地收入同比上升并转正，与地产销售、投资和价格上升一致。“房住不炒”是大基调，不能放松全国层面的调控，但是在当前经济压力巨大需要扩大内需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人口净流入的一线城市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从供给端解决高房价、满足人民群众居住需要、降低经济下行压力、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六是财政支出增速高于收入但仍为负增长，但卫生健康支出和利息支出增速为正，社保就业支出绝对额和占比最高，受3月复工复产有限的影响并未大规模基建刺激。1-3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5284亿元,同比下降5.7%，高于支出增速8.6个百分点，收支缺口为9300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7173亿元,同比增长3.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111亿元,同比下降7%。从支出结构看，仅卫生健康和利息支出为正增长，绝对额为4976和1566亿元，同比4.8%和4.6%。此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837亿元,同比下降0.7%。基建类支出并未大规模支出，可能与工人并未如期返回项目有关，如农林水支出4031亿元,同比下降3.6%；交通运输支出3189亿元,同比下降16.5%。

七是就目前的财政政策而言，仍未彻底改变过往存在的问题，且必须高度重视地方“三保”及中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一是专项债规模逐步提高，但是专项债的项目收益逐步下行，导致专项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般债；二是减税降费仍侧重于增值税，而非企业所得税；三是当前地方财政形势艰难的情况下，各地政府采取各种办法增收，部分乱象已现端倪；四是如何处理好短期的减税降费与中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人口流动与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税收制度等如何构建。

对于县区财政而言，当财力遇到问题之时，办法并不多，总体上是向金融机构借钱或者向更上级财政求助。具体而言，基层的以下情况可能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各地采取的增收办法不利于真正落实减税降费，各地通过清缴历史欠款等办法增加收入极可能导致营商环境恶化。在企业本已艰难的情况下清缴历史欠款、通过事业单位等虚增收入、加大罚款力度，极可能导致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打折扣。

二是严重干扰影响财税部门支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务部门既要落实减税降费，又要增收，财政部门大量时间用于论证增收的潜力，无形加重财税部门工作。基层财政部门大量时间用于应对“三保”，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等。

三是使用专项债库款等可能导致项目支出受阻，从融资平台借债加大隐性债务风险。部分区县目前通过上级地市财政借款年底结算、从融资平台借债、动用专项债维持“三保”。

总体上看，二季度财政收入降幅可能将有所缓解但大概率仍是负增长，2020年财政增收极为困难，财政收入保持在0-2%增速都非常困难。疫情持续至今，2月份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3-4月份陆续复工，但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外部输入压力较大。一季度实际增速-6.8%，二季度内需扩大而外需崩塌下行，经济增速可能好于一季度。考虑到通缩、价格下行及减税降费，二季度财政税收形势仍很严峻，好于一季度但仍可能负增长。若无更大幅度的经济反弹，全年税收收入几乎是负增长。考虑到非税收入尤其是国企利润上缴以及反腐败力度持续推进，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保持在零左右，但非税收入增速必须从去年的20%上升到30%。

2020年能够压减的开支主要是一般性支出，2018年为18374亿元，考虑到2019年“中央带头严格支出管理，2019年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要求地方2019年压减一般性支出5%以上，并力争达到10%以上。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地压减幅度都超过了5%，不少达到10%以上。”2020年实际可压减的空间在1000亿元多，可腾挪的空间不大。预计大概率仍处于8%左右的增速，支出在25.6-26万亿元。

根据上述假设，2020年财政收支的差额将达到6.4-7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即赤字在3.2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3.4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5%，即赤字在3.7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2.8万亿，需要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资金、增加国企利润上缴、压减一般开支等方式弥补。

三、中央对当前财政形势的态度如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质增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以收定支”“过紧日子”，4月17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财长刘昆提出“积极财政政策新内涵”“内涵式财政政策”。一言以蔽之，财政的艰难只能“适度扩张”“节用裕民”“好钢用在刀刃上”。

刘昆在《求是》发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分为四个部分：

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是形势所需。“一些地方收支矛盾更为突出，有的财力紧张，资金使用固化、僵化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临困难。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强调大环境变了，大环境越发地不确定，越发地不利于财政增收，积极财政政策从支出总量要转向结构做文章）

2）深入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新内涵。“在当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持续增大、加力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为确保民生得到有效改善，必须坚持节用裕民，在结构调整中更加突出政策的“提质”要求和“增效”导向，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到刀刃上。这体现了一种内涵式财政政策”。提到了六个方面：“减税降费，通过减轻企业、个人负担，促进疫情防控、拉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通过压一般、保重点，优化财政资金配置。”“优化分配，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能力。”“以收定支，通过明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设可持续的财政。”“注重绩效，通过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风险防控，通过财政风险控制体系，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隐患。”（强调内涵式财政政策在于减税、优化支出结构、三保、绩效管理和风险防控）

“财政支出规模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不受管控的支出扩张既不现实，也会给长远发展留下隐患。”“在今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持量入为出，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各项支出都要明确标准，不能敞开口子花钱。”“预算执行中要加大存量资金和资产盘活力度，对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进展缓慢以及预计难以支出的项目，按规定收回资金统筹用于重点支出。”

“收是支的基础，收入预算要实事求是、合理预测，充分考虑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和经济下行因素，审慎确定收入预期目标，留有余地。要防止因收入预期目标确定得过高，影响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支出预算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根据财政收入严控支出增幅，杜绝超越财力安排支出。”

“工作中树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理念，加强重大项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清理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的支出政策，建立民生政策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协调的机制。”（强调不能随意上马项目，避免半拉子工程浪费财政资金；部分地方政府承诺福利过高，成了事实上的负债，西方部分国家债台高筑，与大选候选人为了选票而持续提高承诺有较大关系）

3）财政支出结构要调整并保障重点。强调的是要办的大事，需要花钱而绝对不能忽视的领域，包括：支持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支持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4）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思想。

四、如何解决财政困境，避免财政危机？

短期要开源节流解决财政收支矛盾，但是可能导致恶化长期形势，比如收过头税恶化经济活力、债务攀升等。中长期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避免陷入财政危机。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未来还要立足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化、解决收入不均等不平衡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科学家的积极性的角度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

短期方面，既要减税降费，也要增收节支，开源节流，降所得税，增消费税、资源税和国企利润上缴。

第一，增加收入来源，税收方面主要是消费税（烟草行业）、资源税和环保税有增收空间。具体看，一是改革消费税，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其中并提高消费税税率，当前尤其可以提高烟草行业消费税税率，逐步将消费税的归属权下划给地方。二是提高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率，资源税的空间大于环保税。2019年资源税1822亿元，同比增长11.8%。环境保护税221亿元，同比增长46.1%。

第二，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力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根据财政部规定，国企税后利润上缴比例分五类管理。第一类为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垄断特征的行业企业，收取比例20%；第二类为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收取比例15%；第三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收取比例10%；第四类为政策性公司，包括中国储备粮总公司、中国储备棉总公司，免交国有资本收益；第五类是烟草总公司，上缴25%。

第三，盘活现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出让股权，既能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又能解决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第四，加大反腐败力度，既能整顿吏治，又能增加罚没收入，但不能为了罚款而罚款。

第五，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确保不出现“三保”难以实现导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第六，削减一般性开支，只是空间越来越小。

第七，强化财政绩效，短期内要大幅度提高很难。

从长期看，必须深化改革，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精兵简政裁撤冗员、深化党和国家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社保制度改革。但是改革要触动利益，不论是削减支出还是裁撤冗员，均需要考虑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财政改革的“财”好解决，“政”是最难的，需要政治勇气和魄力，也要讲究艺术，如何安置改革的对象。1998年国企改革导致的下岗，通过房改和加入WTO释放的红利吸收，那么这次呢？

第一，必须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党和国家体制、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强化绩效管理，通过政府采购解决长期大量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长期大包大揽，家长制的大政府必然收支庞大。只有简政放权，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大量的事业单位要么回归非盈利机构，要么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但是裁减冗员精兵简政，必须配合市场化的改革，比如放开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就业的吸纳能力，否则改革将导致新的社会群体性问题。

第二，深化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真正解决好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办多少事，花多少钱”；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优化支出结构，从发展财政转向民生财政，更多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转向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新型基建，增加对“人”的投资与消费，促进人口数量走向素质红利。近年来我国用于社保就业、医疗的财政支出占比有所增加，用于交运、农林水等基建类支出占比有所下降，支出结构在优化，2019年社保就业、教育、医疗三者分别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2.4%、7%和14.6%，合计占比34%，但仍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

第三，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公共财政补贴。我国的社保可持续性差，且对财政补贴的依赖度上升，2018年依赖财政补贴1.7万亿，2019年的财政补贴更是接近2万亿。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提高社保缴费率加重企业负担，而在于提高国有资产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资产质量、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增强中央调剂力度、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的重要作用实现多层次积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第四，接受经济增速下行，以经济结构改善和民生改善（就业等）为新的考核机制，寻找经济新的内生增长点。放弃“保8”“保6”等过往理念，重塑“保民生”“保结构”“保信心”等理念。

第五，适度放宽地方政府举债额度，但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流的资产项目上加杠杆，稳定杠杆率而非稳定杠杆绝对数。